它特指在碳达峰目标压力下，一些地方或行业采取 “运动式”、“突击式”减碳的极端行为，但其本质反而可能是在目标年份前抢时间、抢速度、抢规模地盲目上马高碳项目或过度消耗能源，导致碳排放不合理地急剧增长，从而对长期碳中和目标造成严重危害。

一、 “碳冲锋”的具体表现与直接成因

“碳冲锋”并非单一原因造成，而是政策、经济、行政和市场因素交织的结果：

1. 政策理解偏差与层层加码：

   • 错误解读：将“碳达峰”误解为在2030年前可以“任性”排放，认为达峰前是最后的发展窗口期，试图将碳排放“基数”做大。
   • 层层加码：上级下达减排任务后，下级为表决心或确保完成，可能制定更激进的短期目标，采取“一刀切”的简单粗暴方式。

2. 短期政绩观驱动：

   • 一些地方官员在任期制下，可能更关注任内的短期经济数据和显性工程。在“达峰”前快速上马容易拉动GDP的高耗能项目，成为了一种诱惑。

3. 经济结构转型阵痛与路径依赖：

   • 对于传统重工业占比较高的地区，绿色转型成本高、难度大、时间长。在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前，存在依赖传统高碳路径的惯性，试图“最后再搏一把”。

4. 市场机制不完善下的应对策略：

   • 全国碳市场等机制尚在发展中，价格信号未能完全引导资源配置。一些企业可能担心未来碳排放配额收紧、成本上升，从而选择在政策完全收紧前扩大生产。

二、 “碳冲锋”的多重危害

“碳冲锋”的危害是系统性和深远的，它不仅无助于减排，反而会带来巨大的反作用：

1. 危害一：严重冲击经济平稳运行与社会稳定

   • 对企业：“运动式”关停限产会直接冲击供应链，导致企业订单违约、资金链断裂甚至倒闭，造成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局面。
   • 对就业：相关行业的突然萎缩会引发失业潮，影响民生和社会稳定。
   • 对通胀：高能耗行业（如钢铁、水泥）的突然减产会导致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，向下游传导，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。

2. 危害二：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，扰乱市场秩序

   • 政策不确定性：“碳冲锋”及其后的紧急刹车，会让企业对政府的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失去信心，不敢进行长期投资。
   • 扭曲市场信号：突击性的行政命令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市场供需关系，导致资源错配，反而阻碍了绿色低碳技术的自然生长和市场化进程。

3. 危害三：锁定高碳路径，阻碍长期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

   • 技术锁定效应：在达峰前盲目新建的高碳基础设施（如燃煤电厂、高炉）其寿命往往长达数十年。这些资产在未来会成为 “搁浅资产” ，同时也会技术锁定当地的能源消费模式，使得未来转型的成本更高、阻力更大。
   • 挤出创新投资：将大量资金和资源投入到传统高碳产业，必然会挤占对绿色科技研发和新兴产业培育的投入，从长远看削弱了经济的竞争力。

4. 危害四：最终阻碍“双碳”目标的实现

   • 增加碳中和难度：碳排放峰值越高，意味着后续实现碳中和时需要减排的绝对量就越大，时间更紧迫，压力也呈几何级数增长。这无异于“寅吃卯粮”，将更大的困难留给了未来。
   • 影响国际形象：中国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了“双碳”目标。“碳冲锋”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若泛滥，会损害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。

总结：为何必须坚决防范“碳冲锋”

中国政府早已认识到“碳冲锋”的危害。国家层面多次强调要 “先立后破” 、“稳中求进” ，坚决防止“运动式减碳”。这指明了正确的路径：

• 先立：首先要建立好新能源体系、绿色低碳产业和技术，确保能源安全和经济平稳。
• 后破：在新能源能够有效替代的基础上，逐步减少对传统高碳能源和产业的依赖。

因此，“碳冲锋”是一种短视、有害的投机行为，与“双碳”战略所要求的系统性、革命性变革背道而驰。实现碳达峰碳中和，必须依靠科学的顶层设计、稳健的市场机制和持续的技术创新，而非急功近利的突击行动。

（以上内容由 AI 生成，请仔细甄别）